坚持中国本有之艺术思想
——访民间艺术前辈学者杨先让先生
编者按：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研讨会在5月22日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长清校区举行，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杨先让先生。杨先让先生擅长版画、中国画、油画。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央文化馆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连环画年画系副主任、民间美术系主任、教授。木刻《出圈》获1957年全国青年美展奖。出版有《杨先让木刻选集》、《杨先让彩绘选集》、《杨先让文集》。论文集《中国乡土艺术》、《黄河十四走》。
从美国艺术回潮看中国艺术发展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12月10日曾给您回复过一封信，并对您提出的“以我为主”的观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您的“以我为主”的观点是如何提出的？
杨先让：退休之后我去了美国，一呆就是十几年。在美国我不教学，但是有时办画展，做一些交流活动，给美国人讲解中国美术史，给他们讲些中国的画家，比如徐悲鸿、李苦禅、蒋兆和等。1983年，我为了看40年没见的父亲和哥哥，就已经去了美国一趟，那时我走访了一些学校、画廊。退休之后这段时间也到处走了走，我明显地感到，美国的艺术变了。尤其是911之后，美国受到了创伤，他们稍稍地冷静了点，所以，艺术上的那种疯狂的东西少了很多。我在费城参观了一些重要的画廊，发现原本展览超现实、抽象的现代派作品的画廊，忽然都开始展览写实作品了。我就问老板：“你们过去经常展览一些现代派的作品，为什么现在要展览写实的作品？”“911以后该冷静一下了。”老板很严肃地回答我，所问非所答，给我来了这么一句。其实回答得很好，意思就是说他们得老实一点了，太疯狂也没必要了。
通过这个经历，我感觉到绘画要回潮了。我认为应该“回来”了，但是应该“回”到哪里？我不敢说是回到写实的，但是应该回到具象，起码得有一个具体的形象，让人能看得懂，所以我就开讲，首先在国外开讲“艺术的回潮”。抽象艺术也好，现代派艺术也罢，这些艺术流派是美国打头阵的，是美国艺术界举了一百多年的旗子。我认为现在应该考虑回头了，再这样就折腾不下去了。
艺术要回来了，当然也不是回到原点，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方向，然后我就想到了中国。中国的艺术到底怎么走，我做了一些比较，我认为中国艺术院校的教学思路或者方式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艺术教育都好。所以，中国一定要“以我为主”，别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走。“以我为主”走我们自己的路，人家的好东西我们该吸收的吸收，但是还要坚持中国本有的艺术思想。
关于民间艺术的“十四走”
记者：您历经四年利用寒暑假期带队考察了黄河地区的8个省，并著述了《黄河十四走》一书，记载了大量的民间工艺美术资料，并拍成纪录片《大河行》，是什么促成您对民间美术的如此关注呢？
杨先让：我原本是学油画的，后来搞版画并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学。80年把我调出版画系，去年连宣（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系。那个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开始了，大家都开始画画赚钱了。而我在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系招研究生、招本科生，工作相当吃力，但是我特别卖力气。后来的一次机会，我到美国访问了一年半，正是在美国的那段时间我发现了民间美术的重要性。
如果毕加索没有见过非洲木雕，他的立体派会如此吸引人吗？莫迪格利阿尼 所画的长脖子妇女也从中看到了非洲木雕的影子。民间艺术对艺术家有如此巨大的启发，他们已经将触角伸向了民间，吸收民间艺术进行创作。中国有大量的民间艺术，但是，那时的中国却面临着一个重大社会改革。所以，我就特别着急，马上回国，把年连宣系改成了民间美术系。即便是把系的名字改了，但是没有实际的成果，所以我就拉队伍走了黄河。走黄河是走对了，十四个朝代都在中原，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大吸收。走完这个八个省，对于民间艺术我便通了。民间艺术的精神等等，我都能够很好地去理解了，后来就写了《黄河十四走》。
记者：黄永玉先生在收到了您寄送的一大叠书册《黄河十四走》之后评价您将中国民间美术的力薄势单成不了气候的凄楚局面，变成无限广阔的灿烂局面，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而且黄先生认为您的“‘十四走’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是一个铁打的、无限远大的可能性。”您能谈一下黄先生所谓的“研究民间艺术的方向和方法”是什么吗？
杨先让教授：造型体系除了西方造型体系、东方造型体系，还有民间艺术这个第三体系。但是谁都不去重视它，特别是在中国。可是仔细想一想，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民间艺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逢年过节要贴年画、贴对联，做这个做那个的。民间艺术就在里面起到一种和谐、粘合的作用。
研究民间艺术，教学的作用不可忽视。我曾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民间美术系。任何事情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完成，都需要去接力。教学对民间美术的发展太重要了，民间美术为什么要去学，因为只有去学才能吃透其精神，在民间美术的基础上去创新，既要走进去，又要走出来。
从民间艺术中吸取创作的营养
记者：您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美术应该从哪些层面上与现、当代艺术设计结合起来？
杨先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1956年，法国举办世博会，张仃先生参加中国馆的设计。他很崇拜毕加索，希望能见到毕加索，因为毕加索是共产党，所以他那次见面不是通过政府也不是通过外交，而是通过共产党引见。张仃预备了两份见面礼，一个是造型夸张、色彩鲜艳的中国门神，另一个是荣宝斋出版的水印木刻的齐白石画册。后来，有人说门神是迷信的象征，不宜送。结果只送了齐白石的画作。齐白石的画作引起了毕加索的震惊。他看了齐白石的画之后感叹说：“中国太可怕了，真是吃不透中国的文化。”
齐白石得利于民间，从民间吸收了大量的艺术元素。他是个农民，是一个木匠，是一个工人。他的创作吸收了民间的大红大绿，吸收了民间的创作观念。然而，他又很好地研究了文人画，所以他就比别人更高一格。对于现在的艺术设计来说，要把民间美术创作思路和理念适当地运用到作品中来。张仃先生的“哪咤闹海”是北京飞机场最美丽的壁画。鲁迅先生曾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民间艺术是最基础的艺术，不论是是国画、油画，还是设计专业都应该学习民间美术。
记者：现在如果让您回忆当年您的老师徐悲鸿先生，您觉得他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杨先让：是精神！他提倡写实，就是让老百姓能看得懂艺术家的创作。当年他去法国学习主要目的是取经，学习西方艺术先进的东西，所学之物要对中国有用，他是站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视角去学习西方艺术的。他为了中国的艺术，为了中国的美术教育献出了一生。我认为他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这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