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呈祥谈文化自觉与大学生的艺术修养

谈文化自觉与大学生的艺术修养

    编者按：11月18日下午，著名文艺评论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仲呈祥教授，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做了题为“文化自觉与大学生的艺术修养”的专题学术报告。以下为讲座实录。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参加我们张道一先生从教60年以及关于他的艺术学思想的研讨会，是来学习的。
    我在党和人民的培养下，干了40余年的文艺文化工作。我今天来就想给老师同学们，不叫报告，只叫汇报，说点真话，诉点真情，求点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今天讲一些真真切切的自己的教训和感受，跟老师同学们共勉。
    今天汇报的题目要从文化自觉谈起。去年年初的时候，在我们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它的前身叫《红旗》杂志）内部的“红旗未定稿”上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第一篇叫《文化自觉》，第二篇叫《文化自信》，第三篇叫《文化自强》。到了去年年底，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摘》把这三篇文章连接起来合成一篇，把这篇署名“云杉”的文章在头条地位上予以登载。这篇文章是代表着我们党中央在新的世纪里，领导文化建设工作的一种深入思考。
    在我国，对“文化自觉”讲的最多的也最早的恐怕就是费孝通先生了。费孝通先生是个社会学家，他在年过九旬之后他老喜欢把北京大学两个70岁左右的教授叫到他家里去讨论文化问题。这两个70岁的是谁呢，一个是汤一介先生——哲学家，就是大学者汤用彤的儿子；女的叫乐黛云，这是个比较文学专家。为什么叫他们两个呢，因为他们是两口子。90多岁的人把70多岁的人请到家里去传经送宝，讲文化问题。费孝通费老怎么说的呢，他说：“我90多岁了，见马克思的日子也不远了，我干了一辈子，看了一个世纪的文化，总结了一些文化建设的经验。我要把文化的接力棒传给你们，这个接力棒上面要镌刻几个字，我左思右想，想了4个字，叫‘文化自觉’。”这个是文化自觉的由来，它就是要告诉我们：凡是搞文化工作的人，如果文化上不自觉、盲目，要误人子弟的。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领导文化和管理文化的人，你如果文化上不自觉、盲目，他老人家认为要养成灾难，后患无穷。所以他大声疾呼，要文化自觉。他老人家是怎么解释文化自觉的呢，他用了16个字，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十六字经”。这16个字前四个字叫“各美其美”，就是每个民族每个个人都要学会自觉地“美”自己民族自己身上最美的东西。第二个四个字就是“美人之美”，你不能关门闭户，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好的东西就拒于门外是不行的，你还要善于“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美的东西，为我们所用。第三个四个字就是把前面两种美“美美与共”，与共的过程就是交融、整合、创新的过程，善于把这两种美交融、整合、创新，产生一种既富时代精神，又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叫“美美与共”。最后四个字“天下大同”。他认为这样做了就叫文化自觉了。这16个字完全符合我们党中央关于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思想，党的文件上经常讲的这么几条。第一条，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就等于“各美其美”，你继承弘扬自己民族美的东西。第二条，学习借鉴世界文明当中适合我们国情民情的有用的东西，这就叫“美人之美”。第三条，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上，将上述两种美交融整合，创造出既富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就叫“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者也就是构建和谐世界。所以完全符合党中央的指示。
    我们都是高等学校的师生，要对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精神历史，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精神历史要有一个自觉的认识。费老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我们把眼界放的上溯一些，深邃一些可以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久之前刚刚播了一部电视剧叫《辛亥革命》，它以41集的篇幅把上世纪之初的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特别是第一代，给我们活化出来了。如果讲晚清时期第一代知识分子是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严复、王国维这些人，那这个电视剧里面就写了这一代人的历史。我们现在来想这一代人，在大学里边都是要仰慕这种“通才”的。所有这些王国维也罢，章太炎也罢，梁启超也罢，这些人都是一些很全面的人才，他们不是单方面的专才，他们既通历史又通文学，还通艺术，还通哲学。我们的张道一先生就有这个特点，他绝不是一个单一的民间艺术家，他首先是个思想家。你看看那一代人，比如王国维，他留给我们的《人间词话》，说起来是讲词话，仔细一看，它充满了哲学思维和辩证法。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证明。比如我们今天讲创作跟生活的关系，前几年是讲“三深入”，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生活；近几年又换了个说法，意思一样——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变成了“三贴近”。贴近也好深入也罢，讲了一个意思，就是讲创作者要到生活里边去，要到你的审美对象里边去。
    到你的审美对象里边去这是必要的，这是基础，但是只讲这一面行么？实践证明光讲这一面是不辩证的。比如我这封信，邮票贴上去发出去了，拿到水里一泡，邮票浮起来了，两张皮。再贴近再深入，如果没有哲学思维它容易导向自然主义。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出在只讲一面——只要是贴近就对了，是深入就对了。王国维他就不是这样，他讲两面，他讲了16个字，前8个字：“入乎其内,故有生气”，钻进去就等于讲了深入讲了贴近了，后面8个字：“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深入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深入了之后要站出来，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想的真，才能用你的审美理想去导引受众去奔向更高级的精神台阶，我们光讲真实是不能解决艺术问题的。艺术主要是建设精神家园的，它不是以客观的态度呈现真实的，客观地呈现不是艺术的高级品格，只是个低级品格。马克思讲，人把握世界的方式不应该是单一的。他列举了几种方式，经济的方式、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哲学的方式、宗教的方式，不可或缺的还有一种就是艺术的方式，而艺术的方式把握事件的终极目标就是坚持精神家园，是审美。
    要讲美，讲精神美感，而不是讲事情感观的快感就完了。我在南开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博士跟我辩论，说仲老师你说的这个是你们那一代人，讲理想信仰，讲学术操守，讲道德情操，我们这一代人主要是讲究两性之间真实的感情。他意思是说只要有真实的感情就行了，因此这就不能不引出一个问题：两性之间的感情，什么叫真善美，什么叫圣洁，什么叫肮脏龌龊的，这必须分清楚。所以我当时就跟大家说，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合成西南联大，迁到了云南，一批大学者全部住的蜗居，条件都很艰苦。冯友兰那些大学者都在那个地方，兢兢业业的在那。在那个地方，出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大家知道当时同济大学在上海，同济大学的名牌是营造，这个跟我们工艺美术有点关系，搞设计营造，建筑设计，后来改成建筑系，领头的是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两夫妻当时没地方住。四川宜宾旁边有一个农庄叫李庄，李庄有几个有文化眼光的绅士，当时就拍了个电报给同济，说“同济南迁，经费困难，所需费用，地方负担”。于是梁思成与林徽因两夫妻就带了一部分师生就到了李庄去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到了一个普通的农庄，彻底改变了这个农庄的情况、面貌，庙堂变成了课堂。林徽因当时患肺结核吐血，那个年代肺结核是很难治的，需要好的空气，所以梁思成就精心选择了李庄旁边一个竹林里的一个叫月亮湾的小院作为住所。他们就在这个小院里边开始招生，招的那些人都是我们现在非常敬仰的老先生，其中一个就是刚刚驾鹤西去的王世襄先生，故宫里的大建设家，当年24岁他招进去，还有一个当年最小的是16岁的罗哲文，就是我们国务院刚刚授予的古建筑学的终身成就奖，现在也94岁了。罗老就是我们文联原来的办公厅主任，现在的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织书记罗阳的父亲。我前段时间去月亮湾参观过，看了以后很感动。月亮湾里边就这么一点宽，这个花盆到这，一个过道上，一人两手宽的地方，一人住一间。罗哲文年纪最小，他在最头的一间，他的房间中间有个柱子，当时有这个柱子就没法安床，他就在柱子旁边的地上铺了个草席睡了那么几年。那个四四方方的角上去就是一块木板，三角的，抵在那个墙壁上，搬个圆凳子，这就是他的写字台。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梁思成、林徽因的指导下他完成了《中国古建筑史》第一卷。
    那个同学就说你们是讲学术成果，我们讲感情，那咱们就说一下感情。谁都知道，那个时代林徽因是个才女，爱她的男人可多了。梁思成跟她到法国留学，林徽因填的是学建筑，梁思成开始填的不是学建筑，他一看林徽因填的学建筑，他也改成学建筑。因为都学建筑相互接触的机会多一些嘛。还有大诗人徐志摩也追求林徽因，最后徐志摩是为林徽因死的，他坐飞机去参加林徽因的一个学术研讨会，飞机失事而亡。还有更爱林徽因的是金岳霖。金岳霖也是我们山东人，我们欧阳中石老师的老师，大书法家、文化学者。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梁思成跟林徽因的孩子，叫梁从诫，亲切地叫他“金爸爸”。你们看现在有这种么，人家这个是圣洁的，让我们感到一种灵魂的洗礼的。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一条，艺术是养心的，要把心境养高，应该坚持这一条。
    后来我回来以后给欧阳中石老师讲，他说，你只知一半，我跟你说后一半。他给我讲解放以后，有一股左的思潮，有人就提出把故宫推了，把马路修直，搞新中国的建设，以显示跟封建帝王彻底决裂。梁思成跟林徽因想保住北京古城，但是当时说这个话的人很激进有后台，梁思成就只好这样说，：“根据我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经验，西方的现代化城市一般都不主张把马路修的太直，因为马路修直了，小车开的太快，容易压死人。” “左”的人却说：“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妄图阻挡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豪迈步伐。”于是几十个人住在颐和园里边，写文章批判他，他两口子最终都住进了协和医院。谁去看他们呢，大家都知道的吴良镛，现在的两院院士，大科学家，也是他们的学生。吴良镛先生去看他，走到梁思成那，梁思成就不语：“唉，里边还有一个”，就给他一指。他跑到里边一看，是他非常尊敬的林老师。林徽因就说：“思成这个人啊，他的命就在他的学术里边，但是他们现在说他政治上要求进步，学术上反动。他们说他学术上反动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后来林徽因病重先走了。金岳霖先生生命的最后阶段，北大的领导去问他，说金老您一个人那么多文物那么多书怎么处理啊。金老脱口而出的是：“全归梁从诫。” 就是林徽因的儿子，当年叫他“金爸爸”的那个。梁从诫去年才离我们而去，梁从诫晚年的时候为了给社会做贡献，学习他父亲搞环境保护，自己创办了个杂志叫《自然之友》。当时学界就有人说，办一个杂志要很多钱的，他个人哪来那么多钱啊。我当时心里想：不要着急，他金爸爸留给他的遗产拿两件出来都要卖好多钱。我的意思就是表明了，你看他这样一种感情才是圣洁的、伟大的、高尚的。
    我为什么说费老，要引出这么一长串事呢，是因为这一代人伟大。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我们学校要纪念张先生从教60年，就是要在我们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营造一种尊重学者，敬畏学术的良好文化氛围，而这种文化氛围就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使每一位学子深入其中，就不能自已地受到一种灵魂的浸染，素质的提升，视野的开阔的文化学术氛围。这种氛围就是学校的软实力，就是学校最有价值的地方。为什么过去的北大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北大经过代代学者的努力造就了一种氛围，管你是博士是硕士，打完球，三三两两的在那谈天说地，走过张岱年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住的院子就自发地互相提醒：轻点轻点，不要大声说话，不要打扰院子里老先生思考问题。这就是一种敬畏学术，尊重学者的学术氛围。氛围是养人的。培养人就要靠这种氛围来培养。
    你看上一代学者他们都是通才，虽然章太炎这一代人，他们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先进的政党的导引，最后多是悲剧下场。王国维是跳湖自杀了，殉了学术。鲁迅先生在章太炎先生临终前15天写了一篇杂文，叫做《因太严先生想起的二三事》，给了他8个字结论：“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离开了民众就从激进的革命者变成了尊孔的保守主义者，甚至于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上。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人格，影响培养造就了五四的文化气质。你看比他们小15到20岁的这些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全部是接受他们的影响。这些人没几个没读过严复的《天演论》，这些人没有几个没受过梁启超的文学与人生这些东西的影响。陈独秀办《新青年》很多思想都是受梁启超的影响，而且其中的佼佼者都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如果再往下比，再过15到20年，很清楚就是费孝通他们。
    如果讲鲁迅，陈独秀这些人都是通历史、通哲学、通文学、通艺术的完全讲得通。现在有一些的青年人说什么鲁迅没几部长篇小说，鲁迅不是小说大家。我请问现在哪部长篇小说的深度和艺术生命力能跟《阿Q正传》、《狂人日记》相比，到现在阿Q的精神形态还在我们身边游动呢。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文化眼光深邃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像我这种人根本望尘莫及。鲁迅写小说写诗歌，一句一个典故，顺手就拈来了，什么“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一句一个典故，深刻的很。最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仗工整。我们现在一些写旧诗词的人哪能跟他比啊。研究小说的时候他有个本事，说上二三百字，超越你几代学者的共同成果——说出新意来了。我们现在哪里去找这样的学者，很难找的。举个例子，前几天为了纪念越剧的那几位大师，我们又重新排演了越剧的《红楼梦》。当了5年的广电部长，10年的文化部长的我们的老领导，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同志去看了，他进门就说了一个事情：一定不要再逼艺术家去面对市场。为什么，市场面对的责任是那些中间机构，艺术家是不能面对市场的，曹雪芹如果面对了市场就不可能有《红楼梦》，他还能去“十年辛苦十年泪”，还去靠着一个火炉煮着稀粥在那苦思冥想么，不可能的。一想他写出来《红楼梦》以后就是脂砚斋几个人传抄，他还写它干嘛，他不该干点其他事啊。但是鲁迅一讲到红楼梦，他就是一段话：“自红楼出，传统的写法被打破了，红楼好，好就好在叙好人不是绝对的好，坏人不是绝对的坏。”讲的多高明。我们仔细想一想确实如此啊，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肯定是按照好人写的，具有反传统的个性，既写出他性格的反传统，他又不讳言他性格的复杂性。他写王熙凤是当做坏人写的，凶狠歹毒的女人，写出她这一面的同时，他绝不讳言王熙凤在大观园里边是个第一流的经济之才，她干练的很，没有王熙凤贾府里边白花花的银子早就流光了，所以他塑造的是立体的人，这就是鲁迅的文化眼光，文学眼光。他甚至把我们所谓的小说的现代派的人们需要总结的东西他早就给你说出来了。他横向一比，他拿来《三国演义》一比，他就把这个话给掏出来了。他说《三国》就不是如此。《三国演义》在美学价值上是不能跟红楼梦相比的，《三国》的哲学意味很好，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三国的人物塑造上的美学价值有个毛病，鲁迅先生用了两句话“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他说《三国》要显示刘备这个大哥温柔敦厚，长者的风度，写的近似于虚伪了。我们一想，他真是艺术感觉好啊，你看在长坂坡上，那个赵子龙，谁都知道的，七进七出，舍死忘生把他的小宝贝阿斗救出来了。赵子龙满以为会告慰主公，告慰他的大哥，跪倒在他面前说：“主公，小主公在此”。刘备这个政治家虚伪的很，刘备是怎么想的呢，他首先想到的是要笼络人心。他把他的宝贝儿子一接过来虽然心里很高兴，但是嘴上说的话是：“为了这个小畜生，险些损了我一员大将”，轰的就把小祖宗扔到地上。赵子龙一看，主公待我比待他宝贝儿子还重要，我今后一定要肝脑涂地 为他卖命。心就收买到了。但是鲁迅的眼睛厉害啊，他看见了一个问题，因为他前面描述了刘备是大耳刘备，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有帝王之象。大家想一想，手臂长，离地很近，摔在地上摔不死，做个样子而已。所以他摔儿是伪的。要形状诸葛亮的智慧，写他借东风可以，晓天文知识，但是写七星灯，灯灭人亡，妖里妖气的，鲁迅就认为过头了，这就是大家。梵高生前的绘画是没有卖出去的，如果照我们现在的办法，要看你的经济效益，那该把梵高掐死。结果以后的历史对他很公正，越来越显现了他绘画的价值。曹雪芹生前并不知道他的《红楼梦》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成为世界的名著，不仅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而且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读者。这就证明了对艺术千万不能够急功近利。
    到了费孝通费老他们这些第三代人的时候，一下就跟他们上面，鲁迅、陈独秀、胡适那一代人又不一样了。去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胡适全集》，两箱，送我一套。我拿到手以后真是感到很惭愧，人家一辈子做学问就做到这个份上，44本啊，包括给情人写的英文信都收到里边。人家知识的广博，确实非我们能够比拟。但是到了费老这一代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情况，不像那么广博了，他们是专才。费孝通进入社会学领域，朱自清、闻一多他们进入文学领域，冯友兰进入哲学领域，顾颉刚进入历史学领域，分了工了，所以造就了上世纪中国学术积累的丰收。“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钱钟书先生说过：“不通一艺无谈艺”。如果张道一先生不是民间文艺方面的专家，他也不可能成为整个思想界、哲学界包括整个艺术界的创始人。如果潘鲁生院长没有那种深厚的工艺美术造诣，就很难会做出好的作品。做学问在“通一艺”的基础上要求“博”，为什么现在大学里讲通识教育，根本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要博一点，然后在深挖一口井的基础上力求博一点，回头来把井搞得更深，掘得更好，这才是做学问的正途。
    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理论现在被我们党写进了正式文件。今年的七月一号建党90年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讲话里将文化专门列为一个章节，大概是670多个字。第一节，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第二节，就解释这个什么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解释，这是第一次用这个判断来解释，修辞学上叫顶针，顶下来就是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的旗帜。这个话是第一次看见，什么叫旗帜，一个队伍就靠旗帜在引领方向，旗帜倒了这个队伍就散了，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旗帜，接下去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凡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强调哪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是我们下面这些人在哪个问题上有所收获的时候。比如说，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乃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不那么坚定不移，摇摇摆摆的，有时候拿一些落后文化来冒充先进文化，就这个原因。强调要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人文化上不自觉，盲目，文化上不自信，自卑，他才强调这个问题。着眼于整体来说，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可以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对每一个个体来说，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塑造高尚人格。
    什么叫自觉。自觉在我看来，至少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自觉地认识文化在人类历史的进程和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当中的功能和作用。要自觉认识功能和作用，文化究竟是化人的还是化钱的，大家的认识不是很统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完成了“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的时候，我们当时到处都可以看见这样一个标语：“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意思是文化只是手段，追求经济才是主角。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标语在转型期，对实现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有过作用，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来讲它是不科学的，不应该这样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抹杀了文化化人的宗旨和作用。
    严格说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可以致富，文化方能自强。我们不是要创造一个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么，富是靠经济，强要靠文化。比如我举一个国际上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是德国和日本。战后的德国一贫如洗，分裂成东德和西德，日本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没过多少年，德国跟日本迅速地变成了世界强国，靠什么，主要靠的是他的文化软实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德国这个民族，历来是一个出思想家的民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康德、黑格尔等等都是那的，这个民族的传统是善于反思，所以他深刻的反思了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法西斯的罪过，很快实现了东西德的统一，德国一下子就变成了强国，强盛起来了。
    我们最终要靠文化化人，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养心，把人的境界养高，然后由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确保你这个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现在要防止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让文化去化钱，拿艺术去养眼，甚至于花眼。好的艺术是通过养眼进而养心，先养眼，获得事情快感，然后达于心里，把事情快感升华为精神美感，这就叫优秀作品。
    现在有一种现象，电影就看票房，电视剧就看收视率，出版物就看码洋。孙主席跟我说，你进新华书店看看，进门琳琅满目，装帧考究，目不接暇，一片繁荣景象。但真正要找几本孕养精神、提升素质、塑造人格的书要费点功夫。你看那个汉译世界名著从黑格尔的《美学》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那一大通书。商务印书馆几十年，几代学者的结晶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为什么党中央要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升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来共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文化自信是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第一条你要自觉认识它的功能，我就讲了文化是化人的，老祖宗说了，“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天下是谁的，天下乃人的天下，所以以文化人乃是正理，以文化钱乃是歪理，就要明确指出这个事情，不然的话我们老是拿去换钱。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的情感动物，只有人才有文化。世界名著《人论》里说：完整意义上的“人”要从两面解释，一方面为一定传统文化所塑造，另一方面它要创造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这就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我说只有人有文化，我有个博士生喜欢跟我叫板，就说仲老师你说的不对，狗也有狗文化，满街都是狗医院那不是狗文化么。我就告诉他，狗文化者，乃人类对狗之文化的研究，非狗自身之文化也。他哑口无言了，你仔细一想本来嘛，狗医院谁给狗看病嘛，狗给狗看啊，不是人在给它看嘛，所以你仔细一想就是人才有文化。文化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文化是拿来化人的，不是拿来化钱的。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孙主席跟我说，我们现在经济搞上去了，大家兜里都有几个钱了，好事，一个民族温饱问题不解决，谈不上什么文化建设，但是现在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许多人都挤到搞经济建设的这一条道上，而忽视了文化建设，这是当下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生态的一种缩影：浮躁、冒进。包括我们现在艺术学学生们要考试，铺天盖地的一下全国到处都是艺术学专业，我就不明白了，哪个国家要那么多动漫，你说工艺美院搞动漫是你的本分，但畜牧兽医学院也要办个动漫专业，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了，说有生源，难道一个国家还就要吃动漫了？
    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离我们刚刚故去不久的钱学森先生提出来的，钱老是一个真正站在人类的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交汇的顶峰，思考当代人类问题的一个大师。他发现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的进步无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科学主义常常给人文主义相抵牾，比如科学发展了发明了导弹、原子弹，爆发了战争，灭绝人性地戕害人类，科学发展了采矿技术，结果过度的采挖，比如我们山西的煤窑，遍地开花，破坏了人与生态的和谐相处。他的一个伟大贡献就在这个地方，他提出了21世纪科学要与艺术结缘复古，不能再对立。他给温总理留了个课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顶级科学家。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没有像当年那样出“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还加上邓稼轩那一大批，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我建议学科学的人要学点艺术。
    我们都知道人的大脑分左脑和右脑，左脑主智商，管科学思维、抽象思维的，右脑是主情商，管情感思维，形象思维的。一个人的创造性才能是哪来的呢。脑科学家经过实验发现，对于一般情况下70%——80%的是靠右脑，就是只有形象思维发达的，情感思维丰富的人才敢于假象，敢于想象，敢于预测目标，从而使20%——30%的左脑的抽象思维、科学思维爆发到最理想的极致，产生创新思维，就这样来的。艺术可以开发人的想象能力，过去只领会到这一条，后来我发现不够。钱老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人都要靠艺术去培养一种善良的人性，美好的情感，这是更重要的。丘成桐，世界上著名的大数学家，他说他出生在香港，小时候在海边一天到晚玩，不读书，他父亲很恼火，父亲很有钱就叫他看书，他看什么呢，他开始就看金庸的小说，他父亲又很不高兴，说你看书还是要看经典的，就叫他看《红楼梦》，他说我翻几页就看不下去了，就找个《西游记》还挺好看，《三国演义》很好看，《红楼梦》没啥看的，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父亲病故了，这件事刺激了他，他倒过来看《红楼梦》，他说这时我才发现这个才是好小说，它培养我的感情，养我的性。他说：“科学家第一位的工作是培养感情”。这是个普遍规律。艺术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它就是养感情的，慈悲为怀啊，这个东西你不要不承认，和平年代就是要慈悲为怀。将来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在和平条件下的竞争，最终是文化上的竞争，文化差了是要打败仗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现在要坚决防止一种跟费孝通先生背道而驰的做法，不是各美其美，是各美其丑，专门拿民族最丑的东西去跟人比。如果说文不化人，艺不养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我给大家说自觉地认识功能，第二条要自觉地把握规律。文化艺术是有规律的，靠长期积累，水到渠成。切勿操之过急，违背规律。只有自觉地认识了功能，自觉地把握了规律，才能够自觉地承担一个文化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和社会担当。与此相关的就是要对民族的优秀文化充满自信，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一直到我们建国以后的雷锋精神、抗震救灾精神，都要充满自信，不能解构，不能颠覆它。也要对我们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文明当中与我们这个国家有用的东西充满自信，不能闭关锁国。做到了这些才能真正建设好精神家园，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是有诸多不自觉、不那么自觉甚至盲目，不自信、不那么自信甚至自卑的错误做法。我认为高等学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营，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营。高等艺术院校应当站在民族艺术思维的前端，引领这个民族攀登审美思维的高级台阶。
    有位领导问我，你成长的文化偶像是谁，我说文革前是“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文革以后视野开阔了，知道过去左的思想遮蔽了一些大师，包括陈独秀、胡适、钱钟书、沈从文等等，都是我的偶像。原因是，第一他们知识丰富，可以开拓我的视野；第二他们具有智慧，智慧的火花照亮我的精神航程；第三他们能够留下很多人生的箴言，让我受用终身，所以我把他们捧上了文化宝塔的塔尖，引领我前行。
    我今天给大家说这番真话，我是祝愿我们山东工艺美院的老师同学们，我们大家共勉，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了给人类做出富于中国特色的艺术的审美的贡献，我们共同努力。让我们的民族更加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谢谢大家。

整理：任伯安